【朱杰人】《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找九宮格會議》:理直氣壯的文明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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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理直氣壯的文明自覺 
作者:朱杰人(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無限公司董事長)
來源:圣才學習網  
每日天期:2013-02-21 

 
  (一)
 
  “儒學”與“儒家”是兩個分歧的概念,前者是對一個學派、一類學術、一種思惟的描寫;后者則是一群人對儒學所蘊含的學說、理論、價值及其所代表的行為方法、生涯方法的認同與踐履。儒學是一門很是陳舊的學問,自從有了儒學,便產生了儒家。儒學在中華年夜地上傳承了幾千年,雖歷經坎坷,雖遭到來自外鄉及來自異邦的各種思惟文明的沖擊與壓迫,但它始終沒有被割斷。可是,儒家的命運就紛歧樣了,“五四”以后,所謂“新思惟”的進侵,建國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獨一符合法規存在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即在人們的視野中消散了。尤其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月爆發的那一場年夜動亂以后,儒,已成為落后、反動、科學的代名詞,誰還敢以儒自居?直至改造開放,這種觀念仍然統治著人們的思惟。不僅這般,它甚至還被加冕為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思惟障礙,是中國落后挨打的終極緣由。
 
  你能想象嗎,當今中國居然還有人以“當代儒家”自居,并理直氣壯地提出要復辟儒家思惟?你能想象嗎,這一群“當代儒家”絕年夜多數都有海內留學或研討的經歷,有些還是以東方哲學與思惟為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的中青年才會議室出租俊?是的,恰是這樣一群人,英勇地對東方思惟發起了挑戰,他們對以american為代表的東方價值觀,尤其是他們自詡的所謂“普世價值”提出了詰難。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比來的新書《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便是這一群英勇的斗士們的一次思惟碰撞的實錄——2011年11月,復旦年夜學“儒學文明研討中間”舉辦了一場以“儒學與普世價值”為主題的學術研討,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復旦、清華、人年夜、同濟、首都師年夜等高校的年輕學者們。會后,研討會的發言記錄由曾亦、郭曉東收拾編輯出書。全書十幾萬字,薄薄的一冊,篇幅不算年夜,但其意義卻不啻是當代儒家的一個橫空降生的宣言。它宣示著消散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儒家的復辟與回歸。它的尖銳、深入、年夜膽,振聾發聵。它的鞭辟進里、以理服人,讓人另眼相看。一群年輕人,並且是經過多年東方思惟學術浸潤的年輕人,返歸傳統,反戈一擊,使那些全盤歐化、或對東方文明頂禮跪拜的人猝不及防。
 
  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現象,它表現出的是一種對外鄉文明、對中華文明傳統理直氣壯的文明自覺。這種自覺是樹立在自負的基礎之上,而這種自負又是基于對中西文明的吸納、剖析與批評之上,基于對中西文明歷史的、經驗的、現實的與當當代交流界文明沖突與社會變革的綜合剖析與研討之上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們對當今中國社會崇奉、法令、文明、軌制等現實問題的關講座場地切。這些年輕人由于受過很好的中西學術的訓練,所以處處顯示出學理的深奧與說理的辯證,廣征博引,言之有據,而不是說年夜話、罵粗口,甚至蠻不講理。
 
  (二)
 
  正像《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的書名所提醒的那樣,這次研討會上集中討論的便是“普世”與“價值”的問題。當代儒家們選擇了一個很是奇妙教學而擊中肯綮的切進點,集中火力對東方強權政治支撐下的強權文明予以抨擊,提醒了東方發達國家的傳羽士們所謂“普世價值”的虛偽性、兩面性及意識形教學場地態性。
 
  所謂“普世性”,最早其實是基督教會議室出租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后來被抽象出不受拘束、平易近主而被賦予了一種價值1對1教學訴求,進而被描寫為具有普世性。在冷戰時期,不小樹屋受拘束與平易近主成為東方社會攻擊社會主義陣營的最無力兵器,并最終導致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冷戰以后,尤其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不受拘束、平易近主被明確地套上普世價值的光壞而被高懸于整個人類社會的頭頂之上,成為不貳法門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諦。于是,東方強權儼然變成了人類品德的代言人和化身。順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由于社會主義陣營冷瑜伽場地戰掉敗的前車之鑒,更由于東方強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明的強勢位置,眾人對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所謂普世性,要么認之為理所當然,要么心懷不滿卻不敢反對而噤若冷蟬。于是一個偽造的價值,真的被普世化了。
 
  正因為這種觀念與認識上的錯亂,導致了以品德代言人自居的東方強權國家可以隨意發動戰爭,可以隨意制裁不聽話的個人、組織或國家,可以隨意發動顏色反動,可以隨意顛覆某個政權會議室出租,甚至可以隨便應用無人機摧毀性命,卻很少有人認真地思慮過,這種所謂的價值畢竟是哪一家的價值,這種價值能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沒有人想過,在平易近主、不受拘束之外小樹屋能否還有更具普世性的價值觀和生涯方法、人生態度?《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恰是對這些問題的回應。這群年輕人不科學、不盲從,而是從學理的角度提出了年夜膽的疑問與批評舞蹈場地。在復旦年夜學舉行的這一場討論中,他們明確指出,任何價值都不成能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和抽象的。他們認為:“價值是有歷史性的”,“不受拘束主義者把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同等、法制、人權這些東西看作普世價值,可是,這些普世價值之間卻是有內在緊張的。譬如,不受拘束與平易近生之間,關系怎樣?我覺得兩者對于分歧歷史需求來說,是有先后順序的。”(陳明:首都師范年夜學哲學系)
 
  他們還指出,所謂普世,其實都是具有必定地區性的,好比,“當初平易近主和不受拘束跑到中國來時,康有為和孫中山就對兩者有分歧的取舍,即中國需求的是平易近主而不是不受拘束。換言之,在他們看來,不受拘束與平易近主在東方未必是緊張的,但在中國卻是緊張的……那么,為什么中國不需求不受拘束呢?康、瑜伽場地孫認為,中國自古就很是不受拘束,并且對于共享會議室當時之中國現實來說,不受拘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無助于中共享空間國完成一個向現代國家的轉變。”(曾亦:同濟年夜學哲學系)討論會上,良多學者對東方強權所謂的普世價值的虛偽與雙重標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反對以一種廣泛主義的話語來談普世價值……其實,我們不難看到,東方人是對外講廣泛,對內講特別。猶太人更是這般,說本身和天主立約,因為猶太人是天主的選平易近。這種排他性亦見于基督教,更見于當今的american人。”(陳明)“其實,歐私密空間美各國宣揚這個超乎一切平易近族之上的‘普世價值’,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摧毀一切異質于東方文明的文明。可見,不受拘束、平易近主、人權這套廣泛話語背后,其實是與平易近族國家的訴求分歧的。”(郝兆寬:復旦年夜學哲學系)
 
  這些當代儒家們進木三分地分析了東方平易近主軌制的內涵與本質,他們指出:“必須廢除對東方平易近主軌制的科學。其實,現代平易近主軌制比古希臘的城邦平易近主還要等而下之,只是代議制罷了,完整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物。我認為,政治上的主權在平易近,相當于經濟上的股權在平易近;政治上的議會,就是經濟上的董事會;當局的總理,就是公司的CEO。可以說,現代平易近主軌制完整是經濟思維在政治上的反應,是一種商人邏輯的產物。是以,現代東方國家本質上就是一個至公司。”(齊義虎:東北科技年夜學)
 
  對于東方列強應用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實現國家好處的做法,當代儒家們堅持著高度的警戒。他們指出,所謂的“普世價值”已被意識形態化,已經墮落為東方社會強行奉行本身的文明、價值觀的東西。由于多年的經營,他們把本身置于品德的制高點上,斥一切異質文明為妖魔,強大者只能接收而無法拒絕。這實在是一種真正的不平易近主、不服等的強權政治與強權文明。以american為例,他們的無人機可以隨便往別國的領土上殺人,可是一旦american的無人機殺了american人的內幕被揭穿出來,當即遭到議會與輿論的指責。殺外國人可以,這是不受拘束;殺american人不成以,這是人權——這就是american人的普世價值。所以,“中國必須警戒不受拘束派的任何異動,一不警惕,就能夠滑到利比亞、敘利亞那種任人分割的局勢,到那時‘中華平易近族的復興’就只能是一句空話。”(丁耘: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
 
  與會的一位學者指出,“東方人的普世價值,就是一套意識形態,是東方人全球擴張的主要手腕。”他援用亨廷頓的話說“普世主義是東方對抗非東方的意識形態,這種普世主義有三個問題:第一是錯誤,第二是不品德,第三是危險。在亨廷頓看來,普世價值是年夜國的空想,哪種文明都認為本身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東方的普世價值只是狹隘的光榮和夢教學想,奉行普世價值會帶來文明的宏大沖突和東方的最終掉敗。卡爾·施米特也說過,倡導普世價值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別有效心。”(吳新文: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
 
  參與研討的學者們在一個問題上有高度的共識,他們主張“中國作為一個年夜國,一個有著長久歷史文明的年夜國,不克不及沒有本身的普世價值。”(曾亦)“站在儒學立場上,我們應當起首考慮人之為人的普世價值。”(唐文明:清華年夜學哲學系)“普世價值是人類與動物最基礎區別開來的那種東西。是以,這種東西對于東東方來說,應該是共通的、廣泛的。”(郝兆寬)所以,他們認為“儒家講的禮義廉恥才更有普世價值的意義。”(郝兆寬)他們質問:“究竟是人權還是人倫,才真正體現出‘人之為人’的廣泛價值?”(唐文明)他們認為,普世價值應該包括了底線價值的內涵即“底線倫理”和“幻想普世價值”。“儒家不僅供給了底線的普世價值教學,好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品德金律,同樣也供給了年夜同社會這樣的幻想模子。”(干春松:中國國民年夜學哲學系)
 
  理直氣壯地把儒家的價值觀拿出來與東方的價值觀等量齊觀,并絕不諱言儒家價值觀的優質性與歷史公道性,似乎,這是第一次。僅就此而言,它已經宣示舞蹈教室了中國文明的覺醒與自負。
 
  (三)
 
  近現代以來,關于儒學傳統的優劣存廢問題,一向是一個被不斷討論、爭論甚至被教學場地批評、爭光的問題。歷史的事實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儒學在東方贏得的是一片贊美之聲與敬慕之情。這從東方傳教士們的著作與東方一些思惟家的著作中可以證明。而東方文官軌制的產生直接收惠與中國科舉軌制,則更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故事。但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幾回再三戰敗改變了歷史,儒學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形成中國落后的文明與品德的替罪羊。研討會上有人說了一句很令人感歎的話:“有人認為,中國百年來的積弱積貧,最基礎緣由就在于本身傳統文明。可嘆啊!這些人把本身的無能歸罪于老祖宗,再也沒有比這更不肖的子孫了。”(郝兆寬)
 
  這當然是一個可悲的事實。可是,從“五四”以來的儒家遺老們,直到以后的港臺“新儒家”們,卻一向在抗爭,一向在為本身的傳統辯護。但同樣可悲的事實是,他們始終無法走出“弱者”與“理虧”的夢魘。前些年,曾經發生過一場關于儒家倫理的年夜爭論,論辯雙方都是當今學界的翹楚。這場爭論其實不會有結果,因為雙方都無法說服對方。尤其是對儒家倫理持批評態度的一方,趾高氣昂,蠻不講理,似乎只要他的理論才代表真諦,儒家在他的眼里簡直不屑一顧(我很懷疑他有沒有認真讀過儒家的經典。憑印象、憑感覺和看文生義就發表高論,實在是一種很無賴的辯術)。而爭辯的另一方盡管據理力爭,卻總讓人覺得有點氣短。讀了《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我忽然悟出了一個事理:其實這是一場不對稱的討論,爭辯雙方互以東方的普世價值為圭臬,所以代表東方的一方當然可以趾高氣昂居高臨下,而代表“不普世”另一方即使手握真諦也只能是有理也講不清。這就是秀才碰到了兵。我以為,在中西文明討論的問題上,在儒家價值觀的能否具有普世性的問題上,必定要跳出一個被預設了的窠臼——東方的價值觀,東方的普世價值。假如你預設的條件是東方的價教學場地值觀是普世的,那么,你只能跟著他走,縱有孫悟空的本領,也跳不出如來的手掌。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實嗎?可喜的是當代儒家們已經參透了此中的玄機,并跳出了東方列強們設下的陷進1對1教學。他們提出了文明的自立性,他們絕不隨別人的音樂起舞,于是他們有了“自說自話”的底氣和自負。
 
  我很留意這次討聚會場地論中學者們對港臺“新儒家”的批評:“港臺新儒家論證儒家也有普世性的東西,不過,他們對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沒有反思,純粹是簡單地接收了不受拘束主義那套普世價值。新儒家沒有到東方世界內部考核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是不是東方思惟的正脈?是不是東方思惟的別子為宗?更沒有想到有需要從中國文明出發來審視這些東西是好還是壞?是真是假?他們僅限于論證儒家也有這些東西,即使一時沒有,也可以‘開出來’。我認為這個做法很蹩腳,沒思惟,沒前程!。”(柯小剛:同濟年夜學哲學系)其實,這種先接收東方的“價值”,然后再來為本身的傳統辯護、辯解的做法并不始于港臺新儒家,“共享會議室五四”以后的儒家們也是這么做的。當然,擺在“五四”儒者們眼前的是喪權辱國、家破國亡的慘痛事實,是東方文明把東方文明擊得破壞的現實。他們沒有辯說的底氣,只能退而求其次,說人家有的我家也有,沒有的可以開出來。顯然,這樣的辯解是沒有說服力的。所以從“五四”到港臺新儒家,他們始終處于被動,始終處于辯護,始終處于“理虧”的尷聚會場地尬地步。“新儒家概況上聽起來很強硬,似乎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科學那些東西,都可以從本身這里開出來。可是,這種說法卻證實了本身骨子里的虛弱。因為依照這套邏輯,我們事前認可了東方的那套價值,然后再從儒家中引出這些東西來。這樣的話,新儒學就缺少對整個東方的不受拘束、平易近主應有的檢查與批評。”(白彤東: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
 
  現在,我們終于比及了儒家自我覺醒的一天,一群年輕的當代儒家掙脫了捆綁在中國文明傳統身上的鎖鏈,發出了文明主體與文明自覺的吶喊。他們說:“中國自有主體性,必須超出擺佈,才幹回歸傳統。”(郝兆寬)“儒家起首要安身于平易近族復興、平易近族責任和全國情懷,應該以此為條件來思慮我們這個時代的普世價值。”(陳明)“現在當務之急不再是汲取外來文明的問題,而是要先把本身的文明從根柢上樹立起來,這樣才能夠對中西文明有真正的融會。”(曾亦)他們認為,假如不廢除對外來思惟的科學,就無法確立本身文明的主體性。“應該像japan(日本)一樣,主動地吸納本身的平易近族傳統,而不是排擠本身的傳統。”(曾亦)“我們講價值的時候,必定要講價值的主體性,必定要問問這究竟是誰的普世價值。”(郭曉東: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
 
  當然,對這批年輕的當代儒家來說,他們的途徑還很漫長。在討論共享空間中有學者認為,以前的種種儒家形態“都不自覺地以東方思惟為理論佈景,都是在這個佈景下答覆普世性與外鄉性的問題。儒家應該主動地設置問題。而不是被動地答覆東方人的問題,這是最基礎主要的。” “儒家起首要有一套本身的話語體系,本身設置我們本身的議題,并讓它成為世界性的話題舞蹈場地。這些話題既是面對現代社會的,又是從儒家本身傳統出發的一套獨立自立的論述。” (柯小剛)是的,我們起首得有一套本身的話語體系,這就是“中國式”的教學。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已為我們設計了一整套中國式的哲學的、倫理學的、政治學的、法學的……話語系統。這套系統經過宋明理學的整合、再創造,已經很嚴密而系統,它也許無法(其實也無需)和東方的話語系統相對接,但它足以1對1教學應對討論中瑜伽教室國甚至世界的各種理論、學術、社會問題。只是近百年來我們本身把它棄之深閣了罷了。以前,我們一向對東方亦步亦趨,甚至鸚鵡學舌,但講來講往還是“洋涇浜”,不倫不類。你學得再像,也不會被東方的狂妄所接收。現在,我們是不交流是可以讓洋人們也來學學中國話和中國式的學術話語了呢?讓中國式話語與議題“成為世界性的公共話題”,此其時也!
 
  附識:筆者長期從事傳統文明(重要是儒學)的研討、傳承與弘揚,可是長期以來伴隨著我的卻是一落千丈與無可何如的焦慮。不曾想到的是,當下中國還有這樣的一群年輕人,他們收支西馬,返歸傳統,有勇氣、有膽識、有學問、有擔當。讀了他們的書,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盡管歐化、奴化已經積重難返了,但中國畢竟還有這樣一群這般頭腦甦醒的年輕人。那么,中國文明的復興應該是可以預期的了。
 
  癸巳年正月初五于滬上桑榆非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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